日本為何不仇官?不仇富?

周六有閑，讀了中國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院長白智立的《日本社會為什麼不仇官、不仇富?》的理論文章後，收益很大。現從《新浪大視野》的角度摘編整理發帖，探索並嘗試一下新欄目的立意與旨意。

　　白智立在文中寫道：如果要實現現代化，經濟社會如何發展?可以修正西方的東西，也可以學習一下日本，或者是創新出自己的道路。但是總的方向無法改變，因為都是在追求現代化的發展目標。在現代化的進程中，我們的經濟社會出現了很多問題，現在社會上彌漫著兩種不太健康的心態：“仇官”、“仇富”，如何解決?鄰邦日本或可借鑒。日本這個國家比較奇怪，它是惟一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亞洲國家。但我們發現，在其現代化的過程中，官民沖突曾經也有，但並不是十分激烈;腐敗現象也有，但公務員普遍比較廉潔;社會有所分層，但貧富差距一直不大。原因是什麼?與日本相對獨特的政治文化和制度有關。

　　一、日本為何不“仇官”?

　　現在台灣腐敗問題越來越嚴重，有人將這稱為“權貴資本主義”。在諸多的社會不公正現象中，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政府公務人員追求私利，不能為全體人民服務，只服務於某特殊利益集團。現在政府和公眾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，人們對政府的認同也越來越低。日本在相同的階段是否遇到過這方面的問題呢?從上世紀50年代末開始，日本經濟由戰後複興轉向高速增長，一直持續到70年代。過程中，日本也遇到過類似的官員腐敗的問題，它是如何克服的?日本公務員始終能保持相對廉潔，這又是為什麼?

　　平時很難理解，在日本從政府部門到私人企業還有一個傳統的員工管理習慣，叫“年功序列，終身雇傭”。“年功”就是說你年齡越大，掙的錢越多;年齡越大，級別越高，官兒升得越快，這好比我們所說的“論資排輩”吧。按照我們的想法，如論資排輩那豈不是人才都跑光了?其實不是這樣。按照論資排輩來晉升，整個社會比較穩定，人們的預期比較明確，每個人知道未來會升多高，掙錢有多少，特別是經濟高速增長的階段，就可以長期保有人才。由於人們的預期都比較長遠，所以很少有人會為了眼前的利益來貪汙受賄。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，“論資排輩”有一定的積極意義。

　　其次，我想這還和日本的傳統文化有關。日本社會是從封建社會發展過來的，封建社會也就是過去所談的武士社會。其中在江戶時代形成了一種武士道精神。那個時候的武士倫理就是這種武士道。這個武士道起初聽起來似乎覺得它很殘忍，其實不是這樣。武士道的核心是儒教倫理。中華文化以“仁”為核心，日本文化以“忠”為核心，武士道就特別強調忠誠，強調對上級無限的忠誠、絕對服從，強調大無畏的獻身精神，集體觀念高度深化。可以說武士道就是武士本身的行為規范。要知道日本明治維新並不是由知識分子發動的，也不是由外國勢力推動的，而是底層武士興起的一場改革運動。這些人後來大部分都成為了政府的官員。可以說，這種武士道精神在日本的現代化進程中，並沒有受到太大的沖擊，反而因明治維新和天皇制結合，延續了下來。與國家一體化的行為規范直到戰後還存在，包括經濟高速增長時期。

　　其實過去我們的傳統價值觀念也是很強的。那些士大夫都很強調清廉、忠君、為民，強調德、忠、孝等。，在今天的市場經濟條件下，這些核心價值受沖擊比較大。公務員群體發生變化、黨派群體也發生變化，公務員的行為規范越來越和傳統脫節了，忠誠的對象既不是民眾也不是所屬黨，而是個人的利益。老百姓看到這些就很難去信服官員甚至政府，政府權威已經開始減弱了。

　　再次，日本的公務員不僅有道德上的優勢，還有知識上的優勢。過去日本社會也稱“士農工商”，武士在社會中屬於最高階層，實際上武士就是封建社會的官僚。這些官僚識字，當沒有事情做時，就教小孩讀書，在知識上擁有優勢。後來在明治維新以後，日本搞了現代公務員制度，要進入公務員系統就必須通過考試，或者說必須進入東京大學法學部學習。也就是說，只有在東京大學法學部讀書的人才能成為政府中的高級官員。所以老百姓就覺得這些公務員很聰明，擁有知識優勢，自然就產生一種權威。所以在日本社會，公眾對公務員的敬仰和尊重意識都是比較強的，即使到了今天雖然有很大變化，但公務員的這種權威仍然是有的。所以從一定程度上說，日本老百姓對官僚的服從是自願的。

　　最後，日本的公務員制度比較健全，公務員承受的外部壓力比較大，促使他不敢亂來。總體上說，這些外部壓力主要來自三個方面。

　　第一，來自議會的政治壓力。用學術用語就是“政治控制”、“政治制衡”。如果政府中出現一些小問題、一點小事，議會裏的反對黨或自民黨自己也會馬上提出來，責問政府這是怎麼回事。這種情況非常多，日本電視上每天都在談這些事兒。在這樣的大環境下，政府公務員必然是戰戰兢兢、非常謹慎。另外日本還有一種地方政府官員的罷免制度，類似公投。如果人們覺得這個行政首長或者議員不合格，公民可以聯名罷免他。比如，政府的預算不合理，有腐敗，公務員將錢用在吃喝嫖賭上，亂花了，地方老百姓就可以提出要求，對政府的財政收支進行審計。上世紀90年代，日本搞了一個信息公開制度，正式名稱叫“信息公開請求制度”，只要是老百姓提出信息公開的請求，如果不涉及國家安全，不涉及個人隱私，那就完全可以公開。如果政府不同意公開，老百姓還可以向委員會申訴。比如說老百姓要求發票公開，一看發票，發現公務員開的發票都是假的，那就可以進行公投罷免他。

　　第二，來自司法的監督壓力。日本的法院是獨立的，檢察院是獨立的，實際上警察也是獨立的。上級或其他黨派是不能幹預辦案的。在判案方面法院都是自己獨立判案。如果說某個首相、閣僚去幹預判案，讓警察去抓或不抓某個人的話，社會輿論馬上就會起來形成幹預。1976年，卸任首相田中角榮被指任內曾接受美國洛克希德公司5億日元賄賂，作為回報，幫助該公司取得全日本航空公司的客機定單。田中角榮、前運輸大臣和17位高級官員被捕，田中本人被一審判處四年徒刑。因為受賄政治家被抓起來，這種事在日本常有，當然，其比例較中國少了許多。

　　第三，就是非制度性監督，或稱非正式監督。制度性監督可以對公務員進行制裁。例如日本首相有問題，議會可以通過一個不信任案，罷免他。非制度性監督就是可以批評、可以罵，但是沒有權力處分、撤掉這個公務員。通常來說，非制度性監督就是輿論監督。日本的媒體力量是非常強大的，特別是在戰後，媒體就自覺地監督政府，監督政治機關。如果讀一讀日本戰後的報紙就會發現，它的第一版全是關於政治類的東西，首相在做什麼?從早上起來到晚上睡覺，都做了些什麼?日本有一個日本放送協會(NHK)，受國家控制較大一點，其他的媒體全部是民營的，不受政府控制，相反的他們在控制政府。例如田中角榮案件剛開始是由獨立評論家立花隆在著名的《文藝春秋》雜志發表長文《田中角榮研究——他的財源與人緣》給揭露出來的，然後日本檢察院就介入，最後就把前首相給抓住了。另外在日本，公務員是不能混合執業的。要搞學術做博導，就必須把公務員的職務辭掉，臨時辭掉也可以，身份上一定要改變。要經商，退休後要隔幾年才能到與公務員業務相關的企業中工作。如果有混合執業的，媒體會找到你，將你曝光出來。我們國內也有類似的規定，只是媒體不願意惹事，基本沒有類似的監督。日本是一個島國，這個國家非常小，就像我們的內蒙那麼大，不像我們如果在北京混不下去，可以到廣州。在日本，如果在東京混不下去，到哪裏也無法立足。因此公務員對個人的名譽是非常重視的。一旦某人在媒體上被曝光之後，他自己的羞恥心是比較強的，在政府中呆不下去了，只能辭職。

　　二、日本為何不“仇富”?

　　在21世紀之前，日本的貧富差距一直都很小。即使在日本60年代經濟高速增長時期，社會階層的分化也是很小的，那時候人們普遍有一種“中流意識”。現在我們國人感到自己生活過得很差，不如別人，當時在日本這種現象沒有出現過。在日本，有90%的人認為自己處在中間階層(日本人自稱“一億中流”)，另外還有60%的人認為自己是處於中間階層的中間。不管是白領還是藍領，不管是農民還是個體戶，都認為自己是中產階級。中產階級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保護自己的財產，政治不激進、社會比較穩定，也不會向政府鬧點兒什麼，官民沖突比較小。可以看到，日本戰後長期以來兩級分化並不嚴重，為什麼?

　　首先是日本公眾政治參與度比較高。在1945年日本戰敗以後，因為受美國影響，日本公眾的公民意識比較強，政治參與越來越多。戰後日本地方行政首長全部都直選，地方議員也全部直選。地方政府也受控於當地民眾，當地民眾的要求不聽不行，所以地方行政首長一旦當選之後，就會給這個地方帶來一些利益，解決這個地方的一些實際問題。這跟我們不一樣，我們的行政首長是先任命，然後通過人大投票選舉的。另外，日本民眾除了通過這種正式制度參與政治以外，還經常參與一些市民運動。日本在上世紀60年代以後，發生了很多新的社會問題，比如福利問題、環境問題等一系列城市化帶來的問題。在這個時候，日本就開始了市民運動，提出一些訴求，推選接受這些訴求的人成為地方行政首長。正是這些地方行政首長先於中央政府制定了福利政策、環境政策，解決了交通問題，然後逐漸擴散到全國，使得整個社會越來越公平公正。

　　其次，在日本的行政文化裏有一個傳統，叫“體察文化”。政府部門在道德上、倫理上有一種優越感，在知識上也有一種優勢，它似乎站在很高的位置，總要體察民情，要是發現什麼困難，它事先就幫你解決了。如果體察不到的話，還可以通過“苦情相談”來解決。“苦情相談”相當於我們國內的上訪制度。你有什麼苦情，生活遇到什麼問題，就可以直接去找政府。日本的政府跟我們的政府不太一樣，我們的政府不是開放的，日本的政府是開放的。進入咱們政府機關時你要遞身份證，一般人是不許進政府的。除了中央政府以外，日本政府的大門一般不設崗，任何人都可以進去。你去了以後，他們的公務員高興得不得了，有問題他就去解決。他們就覺得有事兒做了，服務意識比較強。

　　另外，這還和日本的農林水產省、自民黨保護農民利益有關。在城市化過程中，農民的利益沒有受到影響，相反有所增進。在西方國家普遍要求公務員政治中立，不要偏向於某一黨某一派、某一個利益集團。但在日本實際不是這樣的。2001年之後日本有十多個部委，之前有20多個部委，這些部委很有意思，幾乎每個部委都代表某一個利益集團。比如農林水產省，相當於我們國家的農業部和國家林業局，這個農林水產省代表誰的利益呢?代表農民的利益。要是想讓某個部委完全不代表某個利益集團的利益是不可能的，但如果說所有的部委都代表某個利益集團的利益的話，那麼從整體上我們整個社會的利益就實現了。而在台灣我們農民、工人的利益沒有人代表，在政策制定中逐步被邊緣化了。我們國家的部委和日本不一樣。我們國家各個部委權力不是很大，不是很強勢的。部委上面還有發改委。發改委的權力很大，它實際上是整體上管理其他部委，進一步推動公共政策的制定。在日本，各個部委的權力很大，他們各個部委的部長都是大臣，大臣基本都是政治家，即內閣成員。所以說這個部單獨就能推動它制定的一些政策。另一個比較重要的原因跟自民黨執政有關。除自民黨在上世紀90年代初被趕下台一次，戰後半個多世紀以來，基本是自民黨執政。自民黨很有意思，它的執政基礎是農民。雖然近年來有些變化，但長期以來自民黨在日本農村的選區比較強勢，自民黨為了獲得政權繼續執政，它在保護農民、保護農村方面做了很多貢獻，制定了很多政策。所以日本的貧富差距一直以來都很小。

　　再次，日本還有一個制度叫地方交付稅制度，相當於我們國內的轉移支付。在日本的中央政府中有一個“自治省”，2001年機構改革變成了總務省內設的自治行政局，主要負責協調中央地方關系，還扮演地方利益代言人的角色。它首先測算各地方的公共服務水平，然後再測算各個地方的稅收水平，如果稅收水平和公共服務水平出現差距，中央政府就撥錢給它，讓稅收與公共服務水平一致。在日本，中央政府的稅收規模巨大，其中一半以上都會轉移到地方，供地方來使用。如果地方用的話，那又肯定是給農村，或者給經濟條件不好的地方。這樣一來，全國的公共服務就均等化了。無論是農村還是城市，所享受的公共服務都是一樣的。所以整個社會的差距不是很大。

　　又次，日本個人所得稅很早就實行累進稅率。日本的累進稅率很高，還征收巨額的遺產繼承稅，所以日本出不了很多的富人，收入越高，繳稅越多。這些錢被用來解決窮人的社會保障問題。很多窮人不用繳費就可以享受到醫療保障。其實這相當於“劫富濟貧”了，因為這些，日本人常常會說“我們日本才是社會主義”。

　　最後，這也和日本議員的來源有一些關系。在日本，中央政府國會議員主要有三個來源：第一是世襲。我祖輩、父輩是議員，我就可以繼承了我祖輩、父輩的選區。日本的選舉制度比較特殊，你長期占據某個選區，你的支持者就比較固定，你不幹了，你兒子幹，選民也會支持你兒子，這是傳統的權威。第二是政府官員。比如政府中公務員想從政了，他就辭去公務員的職務，去做候選人參與選舉。人們通常看重這類人能力上的權威。第三是地方議員，這個比例是很大的。這三類來源的政治家參加全國的選舉，成為中央政府的政治家，他主要的工作是什麼呢?就是想方設法把國家的資源引向支持他的那個地方去。比如說政府有個預算要修路，那他就把這個預算拿到他的老家去。這樣一來一些比較貧窮的地方、比較落後的地方就獲益不少。正是這種政治結構的安排，使得日本社會的貧富差距比較小。

　　探索與嘗試不足處，敬請各位批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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