將七夕設定為情人節違背中華文化精神?

七夕的來曆與及民俗文化，已多有人述之。而七夕與愛情無關，也有人論及，我就不必一一贅言。晚近以來，西方節日文化的瘋狂擴張，譬如“聖誕節”、“情人節”，因與商業文化媾合挾勢而來，憑藉多種大眾心理因素，迎得了大部分青壯年的歡迎，嚴重擠壓中華節日文化的生存空間。不少人受此刺激，提出打造中華“情人節”，不僅贏得了民族主義者的鼓掌，也滿足商人與青壯年的需求，經過學者們鼓噪與媒體的造勢，基本確定在農曆七月初七——七夕這一天。

　　但是，這一選擇不合天道與人情，違背中華文化精神。它是受外來文化刺激，盲從時俗，被迫回應，因出於對外來文化的區別，加之“香蕉化”而數典忘祖，誤讀傳統節日的文化內涵，所以在日期上有意選擇夏秋之際的七夕。一言以蔽之，將七夕設定為情人節是邯鄲學步。某些學者們在詮釋這一節日的文化意義之時，不僅治學不嚴謹，還本末倒置，重視“技術”而忽視背後的“天道”，不合中國文化精神。如果沒有“天道”的支持，那么文化的意義就無法建構起來，皮之不存毛將焉附?如果無法對“七夕”這一情人節賦予合乎天道的文化詮釋，彰顯中華文化精神，那么人們遲早會廢棄它而重新選擇一個新的節日來取而代之，以正常地發揮其文化功用與價值。

　　2006年，曾向林桂榛先生、陳喬見先生請教中華節日文化的問題。兩位學兄當時的意見是立腳不隨流俗轉，保持傳統節日的原貌。至今，我也是堅守如此的觀點。中華文化多姿多彩，其根本是生殖崇拜。在民俗文化中，大部分節日往往會表現出它獨特的部分——男女愛情。因為一有公眾聚會或者節日，就會為男女見面提供機會，所以會有男女愛情的出現。譬如上元燈會夜晚賞燈，恰好是情侶約會的良辰吉時。歐陽修、辛棄疾都有寫愛情的詩詞。歐陽修《生查子》：“去年元夜時，花市燈如晝。月到柳梢頭，人約黃昏後。今年元夜時，月與燈依舊。不見去年人，淚滿春衫袖。”辛棄疾《青玉案》：“東風夜放花千樹。更吹落、星如雨。寶馬雕車香滿路。鳳簫聲動，玉壺光轉，一夜魚龍舞。蛾兒雪柳黃金縷。笑語盈盈暗香去。眾裏尋他千百度。驀然回首，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。”

　　清明前後踏青，也成為偷情的大好機會。吳文英《定風波》：“密約偷香□踏青，小車隨馬過南屏。回首東風銷鬢影，重省，十年心事夜船燈。離骨漸塵橋下水，到頭難滅景中情。兩岸落花殘酒醒，煙冷，人家垂柳未清明。”

　　在端午節這天，民眾賽龍舟去了，而蘇東坡則與偷情去了。蘇東坡《浣溪沙□端午》：“輕汗微微透碧紈。明朝端午浴芳蘭。流香漲膩滿晴川。彩線輕纏紅玉臂，小符斜掛綠雲鬟。佳人相見一千年。”

　　從目前可寓目的文獻材料來看，如果僅僅憑據幾首描述愛情的詩詞就判定七夕是“情人節”的話，那么大部分傳統節日都依樣畫瓢可以厘判為“情人節”。當然，這種論證方法不嚴謹，不能采用。我認為，論證某個傳統節日的文化屬性及其意義、價值，必須采用曆史上的民眾普遍上是怎么過該節日的材料作為證據。某幾個人恰好在某個節日遭遇愛情，並且留下了描寫愛情的詩文，但我們不能將其當做論證某個節日是情人節的證據。

　　七夕本是婦女閨怨的節日，有詩詞與民俗文化及神話傳說等為證。“河漢清且淺，相去複幾許?盈盈一水間，脈脈不得語。”多么無奈，多么悲哀，多么憂傷!七月七日晚上，婦女穿針乞巧，祈禱福祿壽活動，禮拜七姐，陳列花果女紅，擺設精美小巧的各式家具、用具。女人們表現出來的心靈手巧、聰明才智，贏得男人們與其他家庭成員的尊重，也藉此化解平日的積怨。《詩》有“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”與“七月食瓜，八月斷壺”一說，以當時的節氣與星象來考察，那個時候的七月，已經轉涼，瓜果成熟，開始飛梭織布，與織女星主紡績、瓜果的神職相合。而瓜果與生殖崇拜相聯，象征子孫蕃昌。

　　據民間傳說，織女是天上仙女，出身高貴，而牛郎則是人間窮人，出身卑微。但織女愛牛郎，不惜放下身段來凡間生活，但最終受到上天懲罰，被迫與牛郎分離，只能在七月七日夜在鵲橋相聚。這個女尊男卑的愛情故事，是對現實生活中男尊女卑的反動，是婦女閨怨的表達。這一主題因借助於天文星象與時令節氣及特殊數字等文化符號，表達得非常充分，與秋天的肅殺、悲愁的氛圍相一致。

　　先秦時期，人們牽牛、織女兩星犯沖不吉，雲夢睡虎地秦簡中也有“戊申、己酉，牽牛以取織女，不果，三棄”的記載。七月，織女昏見上天中。八月，牽牛昏見上中天。可見，在夏、秋之交，兩星恰好先後雙雙升上中天，隔河相望。人們由此以為兩星都能在鵲橋相會，那么夫妻之間的矛盾又算什么呢?

　　民俗學家也認為，七月七並非民間的吉祥日子，尤其不利婚嫁。七夕在七月七日，中元節在七月十五日，兩節相近，也不宜先安排七夕的愛情，之後緊接著就是鬼節來祭祖。

　　中華天道觀認為，春生夏長，秋收冬藏。因此，從傳統文化與目前現存的少數民族文化看來，與“情人節”主題與內容相似的傳統節日都安排在春天。從來沒有一個這樣主題的節日會安排在夏天、秋天、冬天的。

　　“春”，《說文解字》解釋為草木破土而生，表示孕育與生命開始。《公羊傳□隱公元年》：“春者何，歲之始也。”意思是“春”為天地開辟之端，養育生命的開始，一切從此開始。據明人屈大均《廣東新語》，中國廣東方言稱禽、魚的“卵子”為“春”。也可見，“春”是生命孕育之始。一年四季春夏秋冬，配位東西南北四方，據甲骨文、《山海經》、《尚書》等文獻記載，春天是安排男女與動物都交配繁衍後代的季節，與天道相合。《書□堯典》：“日中，星鳥，以殷中春，其民析，鳥獸孳尾。”意思是在春天，男女性愛繁衍子孫，鳥獸交尾孕育後代。

　　正是因為有天道的支持，“春”可以指代男女情欲，譬如《詩□召南□野有死麕》：“有女懷春，吉士誘之。”春方，即春藥。春興，即情欲。春線，即浸過興奮藥劑的線。

　　先秦時期，人們依照天道與節氣，將男女自由性愛的節日安排在春天。周禮規定在仲春之月，男女可以自由性交，不受限制。《周禮□媒氏》：“中春之月，令會男女，是月也，奔者不禁。”先秦時期，流行修築春台進行男女自由性交的祭祀。春台又稱作高台。先秦文獻對社台用作男女交媾許多記載。《楚辭□天問》：“禹之力獻功，降省下土四方。焉得彼塗山女，而通之於台桑。”“台桑”即桑台，為協韻，特別顛倒句序。此句講大禹與塗山女野合於“台桑”。民間舉行的集體自由交媾的祭祀，民眾蜂擁而來，人山人海，場面十分熱鬧，有參與交媾的，有旁觀的，《老子》：“眾人熙熙，如享太牢，如登春台。”“登春台”是男女自由性交。

　　綜上所述，將七夕設定為情人節，不符天道與人情，不合中國文化精神，也無法詮釋這一節日背後的人文價值。如果硬是要安排一個中華情人節滿足世俗的需求，這一節日的日期應當選定在春天，最好是在農曆的二月或者三月，譬如春分、花朝、春社、上巳等，皆具有可選擇性，都合乎天道與人情，契合中華文化精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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